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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ad: 关于两次日元升值不同结果的比较分析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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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ault 关于两次日元升值不同结果的比较分析

    两次日元升值的基本情况及其影响
      
      战后日本经济采取一个以出口导向战略为主要的发展模式,日元汇率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也是影响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二次大战以来,日元汇率大致经历两个阶段:1949年到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的固定汇率时期和1971年以后的浮动汇率时期。在浮动汇率时期,以1985年的广场协议为转折点,在此之前日元汇率缓慢上升,1985年以后的日元汇率经历了急剧升值,并一直延续到1995 年。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政府曾任由日元大幅贬值,此后日元汇率开始缓慢升值。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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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固定汇率时期的日本经济发展概况
      战后日本经济经过几年的重建,逐渐从战火的废墟中恢复过来。到1948年底,国民经济有了明显复苏。 1949年初,美国财政专家道奇作为总统特使来到日本,拟定并实施了旨在恢复日本市场经济的道奇计划,主要包括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减少赤字融资和补助,恢复市场价格机制,为经济的长期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此后,以朝鲜战争的“特需”刺激为契机,日本经济开始进入恢复时期,设备投资旺盛,出口持续增长,国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这一段时期,日本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49年4月起,日本宣布日元兑换美元官方汇率为360:1,汇率浮动范围为0.5%,这种严格的固定汇率制一直保持到1971年,持续时间长达20多年,使日本产业获得了重返国际市场的机会。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从1946年的10%左右迅速提高到1960年的38.8%。此后,日本的出口产业发展更为迅速,60年代日本出口年均增长率高达 16.8%,是同期世界贸易增长速度的2倍以上。出口贸易的飞速提高带动了经济快速增长,在1951—1970年20年间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7%。这种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被称为“日本奇迹”。其中,日元汇率的稳定功不可没。
      
      2、广场协议前的日元升值情况及其影响
      1971年,随着黄金和美元为基础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日元放弃与美元挂钩,开始实行浮动汇率制。此后,日元汇率一直处于长期上升趋势。
      受惠于长达20多年的360:1的固定汇率,日本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赶超战略的目标基本实现。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比1960年增长了10 倍以上,成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1971年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冷轧钢板的成本分别只有美国的56%、70%和68%。这两个产业的发展状况,标志着日本工业化已经基本完成。但迫于当时美国“新经济政策”的压力,日本于1971年12月将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360:1调整到306:1,升值 16.9%。此后,日元年平均汇率从1973年的1美元兑272.19日元上升到1978年的210日元,虽然到1984年底又逐步回落到237.52日元左右,但基本保持了稳步升值趋势,日元这一时期累计升值约52%。
      这种长期缓慢升值,只是对其经济快速增长的一种事后承认,虽然期间还经历了石油危机,但对经济没有产生大的冲击。政府采取了积极措施,推进产业结构调整,促使劳动与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变,一方面大力节省资源能源,并实行“减量经营”以节省各种费用,一方面通过技术革新实现了产品特别是出口产品的高附加值化。在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方面取得了明显进展,电子产业和电器产业迅速发展,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稳定增长阶段,速度仍然高于美国和西欧的水平,并在汽车等领域已经成为美国的强劲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汽车出口世界第一大国,出口量达268万辆。1980年,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394.7万辆,而只从美国进口1.05万辆,呈现出极为悬殊的比例。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这一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
      
      3、广场协议的基本内容及日元升值的影响
      到1985年初,美国的贸易和经常帐户逆差已经突破过去难以想象的1000亿美元大关。而此时,日元和德国马克兑美元的汇率已经回落到1973年的水平甚至更低,这为日德两国的汽车、机械产品和电子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创造了巨大优势。强大的保护主义势力在美国国会中抬头,广场协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台的。
      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召集下,西方五国集团各国的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会议。会上就美元高估和美国巨幅经常收支赤字问题,协商采取联合干预行动,降低美元对日元和欧洲国家货币的比价,这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产生的由来。
      会议公报对各国政府应当采取的国内政策进行了规定,但是其实并没有很多实质性内容,关于汇率部分是最为重要的一个章节,包括以下要点:一是财政部长们和中央银行行长们一致认为应发挥汇率调节外部失衡的作用。二是主要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实行某些进一步的有秩序的升值是可取的。
      在此次会议上,五国集团的副手们分发了一份非正式报告,名为“对干预进行讨论的几点看法”。报告中说,“美元从目前价位上向下调整10%到12%,在近期内是容易操纵的。根据这种发展趋势,与会国可以从干预义务中解脱出来”,这些数字没有出现在正式报告中,但这表明与会国对美元将出现的贬值是有一个普遍认识的。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六周内,即与会国承诺进行干预的时期,十国集团共卖出美元102亿美元,后来无须干预,美元仍继续下跌。到1986年1月比起一年前最高峰时,平均下跌了25%,干预操作行动取得了成功。
      广场协议后,美元兑日元的汇率大幅贬值,从广场会议前一天的1美元兑238日元下滑到 1986年7月的1美元兑154日元,这对日本的出口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从而导致了短暂的“日元升值萧条”。客观地说,日本出口产品以钢铁、汽车和电子类商品为主,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受日元升值的影响并不太大。问题的关键在于日元的贬值速度过快,日本大藏大臣竹下登在广场会议上主动提出允许日元升值10%—20%,但实际上是一年之中从1美元兑换230日元升值到1美元兑换150日元,升值幅度超过50%,这就使得日元升值的效应在很短时间内释放出来,而出口企业对此普遍准备不足。 不过,从1986年开始,日本企业也逐渐认识到了日元升值的好处,例如有利于增加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能源和制成品的进口等。日本政府也以此为契机,引导经济增长结构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为此,日本政府在财政货币政策方面加大了对经济的干预力度,扩大了公共投资和公共项目预算,这些措施作为扩大内需的先导,有力促进了经济增长结构的转变。依靠财政投资和私人消费的快速增长,从1986年开始,日本经济重新进入了长达54个月的增长时期。
      但是,日元升值带来的财富效应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在日本国内造成了设备投资、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的过度膨胀,就是通常所称的“泡沫经济”。而这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政府也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对泡沫进行挤压,为近十多年的经济萧条埋下了祸根。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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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次日元升值后不同结果的原因分析及借鉴意义
      
      可以看到,两次日元升值所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两次升值方式幅度不同。第一次日元升值于1971年12月开始到1984年底大约有13年的时间,期间还有波动与回调,累计升值约52%,企业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投资决策和生产经营的调整;个人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消费行为的调整,不至于引起剧烈的变化。第二次升值则是在一年之内就升值超过50%,无论是企业决策还是个人决策,都在短期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容易诱发市场投机心态的形成,也对股票和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是日本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1971年,日本经济尚处于赶超阶段,日本人均gdp仅为2800美元左右,尚不足同期美国的一半,在投资和消费方面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和潜力;到1985年日本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0000美元,接近美国的水平,家庭的主要消费产品都已经比较普及,消费进一步上升的空间有限,劳动力成本也接近美国水平,出口竞争力受到很大的影响。加上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也制约了经济增长潜力的提高。
      三是日本经济在国际产业分工地位不同。1971年,日本整体经济尚处于重工业化阶段,钢铁、造船、石化等是支柱产业,家用电器等行业起步不久,汽车、电子产品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还不是很强,结构调整的方向也比较明确;到1985年,日本在制造业领域已经全面赶超美国,特别是汽车、电子产品等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已在美国之上,加上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结构调整缺乏明确的方向,大量资金涌向。
      四是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宏观政策措施不同。第一次日元升值后,日本政府积极采取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经济景气回升,特别是1972年上台的田中内阁,以“改造日本列岛”为旗帜,编制了旨在进一步扩张经济的大型财政预算,带动了经济景气的迅速回升。第二次日元升值后,日本政府长期采取了低利率政策,导致流动性长期严重过剩,刺激了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的不断膨胀。
      五是微观基础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程度不同。上世纪70年代初,日本企业组织形式基本上能够适应汽车和电子等比较成熟的产品生产。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企业僵化的组织模式和雇佣形式,已经难以适应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升级的要求,加上劳动力成本提高过快,“雇用过剩、设备过剩”的问题日益突出,也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障碍。同时,日本相对落后的金融体系同现代市场经济之间的不适应矛盾,也是导致经济泡沫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
      总体看来,日本在经济追赶时期,由于有巨大的增长潜力和增长空间,汇率低估政策为其扩大出口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出口导向型战略毕竟只适用于其他国家的内需足以吸收本国生产能力的状况,在其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出口导向型战略就难以成为主导性的发展战略。从长期来看,国内的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日元1985年以后的升值在支持日本企业走出去的同时,也导致了日本国内产业的空心化和资产泡沫化,但这些都被升值带来的消费膨胀和经济泡沫所掩盖,日本政府也没有能够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及时解决。可以说,日元升值并非导致泡沫经济和泡沫破灭的直接原因,其后期政策的失误才是日本经济“十年衰退”的罪魁祸首。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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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上看,我国经济已经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很多方面都与日本经历过的情况类似。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宏观调控政策,应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处理好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必须坚持内需立国的方针。最近10年来,出口增长对我国经济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但随着我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其他经济体对我国出口的承载能力正在逐渐减弱,通过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潜力也会不断下降。我国当前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与第一次日元升值期间的日本基本相当,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潜力,消费和投资需求的长期稳定增长具备先天的有利条件。因此,必须切实转向扩大需求,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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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要在扩大内需的同时通过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培育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潜力。日本经济之所以能够在上世纪70年代成功抵御石油危机的打击,其着眼于引导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长期性财政政策功不可没。在经历了十年衰退之后,日本经济能够重返增长轨道,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数字产品研发方面取得的成绩。而 90年代以来的财政政策之所以失效,则是因为仅仅将其作为短期的刺激措施。我国应利用财政政策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调节的长处,坚持不懈地鼓励技术创新,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在扩大内需的同时培育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潜力。同时,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不断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

  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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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妥善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深化改革和保持稳定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日本政府1996年在经济回升基础尚不稳固的情况下,就开始进行大力度的紧缩性财政改革,结果导致经济增长重新陷于停滞,犯下原则性的错误。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国的各项改革措施应以维护经济稳定增长为前提,只有这样才能妥善解决经济社会中的各种问题和矛盾。

  7.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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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严密防范金融和地产领域的经济泡沫。金融和房地产领域出现严重的泡沫是日本经济出现“十年不况”的直接原因,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日本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近两年来,我国部分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攀升,泡沫正在逐渐增大,当前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对市场加以调控和引导,防止泡沫破裂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冲击,重蹈日本覆辙。同时要稳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完善金融体系,使之能够尽快适应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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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制定汇率调整的长期战略,防止汇率剧烈变动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1973年至1985年,日元的升值幅度虽然也高达50%以上,但由于企业和消费者有足够的时间调整预期和行为,国际竞争力仍然实现了稳定提高;而1985年以后的急剧升值则对日本的出口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导致了所谓的“日元升值萧条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币升值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长期趋势。应在保持短期汇率基本稳定的基础上,使人民币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缓慢升值,逐步释放升值的影响,防止企业和居民行为畸变,使升值的积极方面更多地发挥出来。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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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是密切关注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适时调整城市计划生育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错过了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最佳时机,使以后的财政政策受到很大的掣肘。我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样存在,但日本的问题在于劳动力短缺,而我国则主要是老龄人口的生活保障。我国当前的倒金字塔形家庭结构继续发展下去,将会导致老龄化问题在一定时间后急剧恶化。因此应吸取日本的教训,尽早采取措施充实养老保险基金,适时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加快城镇化进程,避免人口老龄化问题对经济发展造成过大冲击。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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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做项目,居高临下看着央行的大楼,周围显得十分安静,不过目前中国目前面临的金融环境是多么的险恶,希望那里面的高人能够应付的了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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